第二，我常被询问：要文学，应该看什么书？这实在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4〕。但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的，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我以为倘要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的《书目答问》〔5〕去摸门径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学，则自己先看看各的小本，如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6〕，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7〕，瓦浪斯基们的《苏俄的文艺论战》〔8〕之类，然后自己再想想，再博览下去。因为文学的理论不像算学，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议论很纷歧。如第三，便是俄国的两派的争论，——我附带说一句，近来听说连俄国的小说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见“俄”字就吃惊，其实苏俄的新创作何尝有人绍介，此刻译的几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边都已经被看作反革命的了。倘要看看文艺作品呢，则先看几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看，然后再看这一个作者的专集，然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如果专是请教别人，则各人的嗜好不同，总是格不相的。

么都不好。那证据，是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教授的。

第三，说几句关于批评的事。现在因为版太多了，——其实有什么呢，而读者因为不胜其纷纭，便渴望批评，于是批评家也便应运而起。批评这东西，对于读者，至少对于和这批评家趣旨相近的读者，是有用的。但中国现在，似乎应该暂作别论。往往有人误以为批评家对于创作是生杀之权，占文坛的最位的，就忽而变成批评家；他的灵魂上挂了刀。但是怕自己的立论不周密，便主张主观，有时怕自己的观察别人不看重，又主张客观；有时说自己的作文的柢全是同情，有时将校对者骂得一文不值。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胡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印度人是早知的，有一个很普通的比喻。他们说：一个老翁和一个孩用一匹驴驮着货去卖，货卖去了，孩骑驴回来，老翁跟着走。但路人责备他了，说是不晓事，叫老年人徒步。他们便换了一个地位，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老人忙将孩抱到鞍鞒上，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于是都下来，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空着现成的驴却不骑。于是老人对孩叹息，我们只剩了一个办法了，是我们两人抬着驴走。

还有一坏，是一教员，未免有顾忌；教授有教授的架，不能畅所言。这或者有人要反驳：那么，你畅所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这是事前的风凉话，一到有事，不知不觉地他也要从众来攻击的。而教授自，纵使自以为怎样放达，下意识里总不免有架在。所以在外国，称为“教授小说”的东西倒并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说好，至少，是总难免有令大发烦的炫学的地方。

听说英国的培那特萧（bernardshahauer）〔12〕之所谓脑里给别人跑。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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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无论读，无论，倘若旁征博访，结果是往往会到抬驴走的。

所以我想，研究文学是一件事，文章又是一件事。

不过我并非要大家不看批评，不过说看了之后，仍要看看本书，自己思索，自己主。看别的书也一样，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倘只看书，便变成书厨，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化，逐渐死去了。我先前反对青年躲研究室〔10〕，也就是这意思，至今有些学者，还将这话算作我的一条罪状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