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两位女士很少和我说话，她们彼此也不说话。其中一人只比我大几岁，是一名助教，也是本系的毕业生。大家都知她是那个最知名的教授的情妇（后来成了第二任妻）。我一直也不清楚她为什么躲避我，是因为我们在学术上没有相通的地方，还是因为她把我当一个竞争对手，或者是因为她也想成为一个男孩，通过与另一个职位低的女的比较来显现她的完。另一个女年龄大些，大概在40岁左右，刚获得博士学位，教一门或两门课程。但是她的真正价值现在她为系里的其他“明星们”编辑的学术期刊上。我很清楚我们三个都没有受到重视。

我非常恐惧，从来没有到办公室看过他们，甚至他们邀请我时，我也没去。我也很少撞见他们，因为我的办公室是在公共研究学院的底层，而他们的则在更有声望的研究生院或哥比亚学院。我在系里的教职工大会上的确见过他们，会议是午饭时间在男职工俱乐举行，每月一次，但我们都无话可说。在会议开始时主席不止一次地宣称，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午餐会议有“三位可的女士”加，这是多么好时，我只能生闷气了。这个俱乐是于礼节作为例外才让我们参加的。

bsp;追求满意的工作（2）

那些男教授的学生，他们认为我肯定会被当“一块鲜的”吃掉。

从来不在乎在课堂或大会上讲话的我在这场合下却到沉闷，而且在这些可怕的午餐会上变得结结的，我唯一的安就是午餐后和另外三个职位较低的教员在校园里散步，他们也像我一样，是“局外人”，因为他们不是从哥比亚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这些男人抱怨说他们也觉到被忽视了，接下来我们都嘲笑会上的假民主，因为真正的决定是由那三四个不定期碰的明星的。在哥比亚大学工作了两年后，学校让我离开，我被告知是因为没有完成我的博士论文。但是还有一个男的，也没有完成他的论文，却被留了下来。我不是不了解在名校哥比亚大学作为一名全职讲师被解雇有的讽刺意味，于是就在街对面的纳德女学院找到一个兼职讲师的位置。

一年后，也就是1969年的天，我参加了哥比亚大学妇女解放运动的成立大会。我记不起当时为什么定了这样一个名字，我知大多数参与的学生和教师都来自纳德学院。或许是为了尝试打破女生聚集区，或是利用哥比亚大学的名牌效应的缘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1972年，30岁的我去了海湾地区，分是为了与一个男人相，也因为我觉得那里既有城市生活的便利又有外活动的自由。与纽约比起来，那儿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似乎更开放些。一年后我放弃了在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的终受聘（但非终任职的）工作，到圣何了一名讲师。虽然恋没有结果，但我决定如果我能在校找到一个稳定的教学职位，我就留在北加利福

1968年天哥比亚大学的学生发生暴动时，我兴冲冲地加了，虽然我没有成为那场政治运动的骨分。我记得的一个片断就是述说等级被颠倒过来的情形，混在学生中的一些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占领了费尔维德大厅，那是最资教授的办公地。教授们为了办公室里拿不来的研究材料而焦急万分，在楼前踱来踱去。研究生们邀请我们几个局外的低级教员加到他们之中。我们告诉那些级教授要检查他们的办公室。后来，社会学系的教职工开会讨论暴动的事。在会上我第一次大声发言，为学生辩护。当一个资教师对我喊叫时，我当时是很开心的。现在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声音。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有关哥比亚学生暴动之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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