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人注意，他们的名声也不会如此响亮，仔更不会如此戏剧化地现在台北市街。在穿惯了又宽又松的衣服的中国人之中，又又窄的仔确实非常惹。我甚至觉得，当时官方和民间舆论之所以如此激烈，群起而攻之，与其说是为了这个少年帮本，不如说是为了他们穿的是仔。帮会在中国古已有之，在台湾地区也一直有黑社会或半黑社会形式的帮会组织存在，但都没有享受到舆论给予十三太保和十三太妹的待遇，原因恐怕是在封建保守的当时台湾社会看来，穿一条的仔可比帮会还可怕，简直比不穿还要可怕。这分析的一个旁证是，后来台湾社会上的真假学家正是因为他们认为仔是在破坏我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才将五十年代中期以来所有穿仔的人都一律称之为“太保太妹”，继续加以围打。这当中的逻辑是，太保太妹该打，主要因为他们穿的是仔，后来任何男女学生，即使不属于任何青少年帮会，但因穿的是仔而也会被扣上了“太保太妹”的帽，所以也该打。这番理可以用公式来表示，即，甲因为乙而该打，丙则因为乙而等于甲，因此也该打。由此即可证明仔如何刺痛了封建保守的五十年代台湾社会。但是多谢这二十六位先驱者，台北青年逐渐走上了“仔化”，而且还为台湾今日之繁荣、今日之工业化，立了投石问路之大功。

伟大的仔，了不起的levi’s（2）

当然，先是台北（比阿瑟的“门音乐”还早好几年）、后来遍及全岛的青少年们染上了仔的恶习不能完全归功于这二十六位朋友。仔在台湾行起来主要是受五十年代初期开始连日放映的国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的西仔片的影响。从中文的通称“仔”一词看来，即可证明西仔片的影响。风靡西片的青年学生们一个个地在那里过瘾，把自行车当骑，弹房为西酒吧，记分小为吧女，罗斯福路为西大草原，自我陶醉地穷过瘾。但有一可以过真瘾，那就是设法搞到一条国仔、西英雄穿的仔。有人需求就有人供应。西门町中华路一带的地摊和沿铁两边的违章建筑，几乎一眨之间都摆了，亮了，挂了不知怎么走私的真货和家工业制的仿造品。这还不算，另外还现了专门给没有铜钉的仔打铜钉的附属企业。等到我一九六二年离台来的时候，也差不多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前夕，就连当初曾（因我确知）投书《中央日报》呼世风日下、痛骂我们这些不良少年穿着仔招摇过市的一位中国文教师的小女儿，也都穿上了一条满是铜钉的仔。

六十年代初期，仔在国虽然相当普遍，但仍待真正起飞，还没有卷学生运动，还没有被世界第一时装设计家抄袭并以自己的名字为牌名推价而时髦的级仔。

从第一条levi’s大约于一八五〇年代初期问世到我洛杉矶加州大学的时候，仔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二次大战前七八十年，仔在国一直是工人、农人，当然还有西真正的仔，也就是说，劳动人民的工作服，但行范围也只限于西和西南一带。东的工人们始终不习惯穿这一洗就缩，就退，而且的要穿好一阵才下来的工作。其他人，如艺术家们，虽然早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即开始穿仔，但人数太少，只能算是例外的个别情况。二次大战期间，仔布属于战略资，国政府对买卖、价格都严加控制，只有支持前线的战略工厂的男女工人才能优先给。战后，欧洲方面因军驻守的关系，虽然远在四十年代末期，仔成为当地的德国、法国和英国青年追捧的对象（与西片也不无关系），但行程度因来源问题而非常有限。可是在五十年代的国，仔却登上了社会舞台，而且成为正在发展的一个社会现象的主角。这似乎有不可思议，因为仔对国青年来说?